举报制度的双重困境与法治破局

近日，一面印着“相互举报是群防群治、自我保护的最好办法”的巨大红色宣传牌，矗立在市中心的显著位置，牌匾右下角清晰标注着相关单位名称——这一景象清晰地传递出一个信号：举报，已成为当地社会治理中获取信息的主要渠道，甚至被提升到了“群防群治核心手段”的高度。

按常理而言，政府如此大张旗鼓倡导的举报行为，理应是顺应民意、破解治理难题的好事，但现实却是，这一倡导遭到了社会各界的广泛非议。

究其根源，在于举报本身就是一把锋利的双刃剑，具有不可忽视的两面性：运用得当、规范有序，它能成为推动社会风气向好、促进社会和谐的重要力量；可一旦失控失范、脱离约束，便会反噬社会秩序，让整个社会陷入人人自危、相互猜忌的困境，最终得不偿失。

为什么举报的双重性会产生如此悬殊的影响？核心在于，举报作为现代社会治理的重要工具，其天然蕴含着“监督价值”与“异化风险”的对立统一，这一本质特性在实践中体现得尤为鲜明。它既是畅通公众监督、防范权力滥用的“利器”，也可能成为撕裂社会信任、破坏人际关系的“毒药”，关键在于是否有完善的法治框架对其进行规范和约束。

回望历史，这样的教训比比皆是。武则天时期推行的“铜匦告密”制度，允许任何人匿名举报，无需核实证据、无需遵循程序，最终催生了百官缄口、人人自危的黑暗局面，朝堂上下人心惶惶，连至亲好友之间都不敢坦诚相待；五十年前，一段特殊时期里，亲人互揭、邻里反目成为常态，举报异化为攻击他人的工具，直接引发了社会信任体系的彻底崩塌，这种创伤至今仍在被铭记。

历史反复警示我们：缺乏程序正义约束、脱离法治框架的举报机制，从来都不是维护公共利益的利器，反而会成为撕裂社会共识、破坏伦理秩序的催化剂，其对社会的破坏是深层次、全方位的——它不仅会摧毁人与人之间的信任纽带，更会冲击社会的道德体系、法治体系和伦理底线，让整个社会陷入“人人设防、人人自危”的内耗之中。

也就是说，当举报脱离了法治的约束，被赋予过度的功利化导向，甚至成为某些人谋取私利、打击报复的工具时，其负面效应便会被无限放大，最终背离举报制度的初衷。

更值得警惕的是，当前部分单位将“举报同事违规”直接纳入绩效考核体系，将举报数量与个人业绩、晋升机会挂钩，这种做法直接扭曲了举报的本质，导致职场内部猜忌丛生、人心涣散：同事之间不敢正常交流、不敢坦诚合作，生怕一句无心之语、一个不当举动被人举报，最终形成“人人监视人人、人人提防人人”的畸形职场生态。这种举报异化的现象，恰恰印证了政治学家汉娜·阿伦特的经典论断：“当举报脱离法治框架，便会退化为多数人的暴政，成为伤害他人、谋取私利的工具。”

当然，我们不能因噎废食，否定举报制度本身的正向价值。事实上，举报作为畅通公众监督渠道、防范权力滥用的重要技术性手段，能够有效弥补官方监管的盲区，在维护社会公平正义、保障群众合法权益方面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。据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公布的数据显示，2023年全国实名举报为反腐败工作提供的有效线索占比高达37%，这些线索成为查办违纪违法案件的重要支撑，推动了一批腐败分子落马、一批违纪问题整改；某省搭建的“数字城管”平台，通过畅通市民举报渠道，简化举报流程，全年累计处理市政设施损坏、占道经营、垃圾分类不规范等各类民生问题12万件，切实解决了群众身边的“急难愁盼”，提升了城市治理的精细化水平。这些实践充分彰显了举报制度的正向价值，也证明了其在现代社会治理中的重要意义。

也正是由于举报制度具有这种鲜明的两面性，因此，如何充分发挥其正向监督作用、有效管控其异化风险，让举报制度回归法治轨道、服务于社会治理，成为当前亟待解决的重要课题。

那么，究竟该如何管控举报行为、破解其异化困局？

那就必须让举报始终在法治的框架内运行，具体来说四个方面：

首先，坚守举报目的的纯洁性，这是举报行为的前提与底线。举报的核心目的，应当是维护合法权益——既包括举报人的个人合法权益，也包括社会公共利益，本质上是通过正当渠道反映问题、纠正不公，而非谋取私利、打击报复。直白地说，举报的初衷必须是“维护正义”，而非“制造矛盾”。但不得不承认，举报目的的纯洁性带有很强的主观性，往往难以精准判断和核实，这就需要通过后续的程序规范和责任界定，倒逼举报行为回归理性。

其次，坚守举报内容的真实性，这是举报制度的核心与根基。举报必须坚持实事求是，以客观事实为依据，如实反映问题，不能凭空杜撰、虚构事实，不能断章取义、歪曲真相，更不能过度引申、恶意推演。客观而言，真实性是举报的“生命线”，一旦突破这一底线，举报就会异化为诬告陷害的工具，甚至引发类似古代“文字狱”的悲剧。在古代，就有“腹诽”这一罪名，即便是没有明确表达不满，只要被认定为“心存质疑”，就可能被治罪——这种仅凭主观臆断定罪的荒诞现象，正是缺乏对举报真实性约束的极端表现，也是我们今天必须警惕和杜绝的。

再次，强化程序正当性保障，兼顾举报人与被举报人的合法权益，这是规范举报行为的关键。一方面，要规范举报线索的核查流程，可借鉴浙江省“举报查证双公开”机制，要求举报线索的核查过程全程留痕、有据可查，明确核查时限和反馈机制，让举报处理过程透明化、规范化；另一方面，要明确举报人的举证责任，杜绝“匿名诬告、随意举报”“无证据举报”等现象，引导举报人依法理性举报。同时，要健全被举报人的权利保障机制，建立完善的澄清正名制度，对于经查证属于诬告陷害的，及时为被诬告者消除不良影响、恢复名誉，避免出现“举报即定罪”“举报即追责”的冤假错案，让被举报人的合法权益得到充分保护。

最后，完善诬告反坐制度，划定恶意举报的法律红线，这是遏制举报异化的重要保障。没有严厉的惩戒，就难以遏制恶意举报的乱象。2024年北京朝阳法院判决的“王某诬告案”，就确立了“查实三次虚假举报即入刑”的明确判例，对恶意诬告者形成了有力震慑，也为规范举报行为提供了重要的司法指引。这些实践充分表明，唯有通过精准的制度设计，筛除举报中的“无效噪声”和“恶意攻击”，才能保留举报机制的监督本质，实现其正向价值的最大化。

当前，我国举报领域乱象频发，恶意举报、重复举报、无效举报等问题突出，其核心症结在于举报终端处理机制的失灵，这也是导致举报制度异化的重要诱因。国家信访局年度报告显示，2023年全国信访举报中的重复举报率高达41%，这一数据背后，暴露出基层举报处理中“重受理、轻处置、轻反馈”的系统性缺陷——很多举报线索被受理后，要么石沉大海、无人问津，要么处置敷衍、反馈滞后，导致群众的合理诉求难以得到回应，最终只能通过重复举报的方式寻求关注。

在某地拆迁纠纷案例中，7名村民因质疑当地存在违建问题，持续举报长达5年却始终没有得到有效回应，最终经上级部门督办查实，相关部门此前出具的“查处报告”竟由被举报单位自行出具——这种“自查自纠”的荒诞操作，彻底背离了举报核查的公正性原则。其根源在于缺乏独立的第三方核查体系，举报线索的核查权被相关单位自行掌握，导致核查过程失去公正性、权威性，也让群众的合理诉求难以得到真正解决。

更值得警惕的是，部分地方政府将举报数量作为衡量治理成效的政绩指标，某市委政法委甚至明确要求“每万人举报量不低于50件”。这种功利化导向，直接催生了大量为凑数而生的无效举报，有的基层单位甚至动员工作人员“虚假举报”，以此完成考核指标。这种做法不仅浪费了宝贵的行政资源，让基层工作人员陷入“应付举报、编造举报”的内耗之中，更消解了举报制度的严肃性与公信力，让举报逐渐失去群众的信任。

在一个正常的法治社会里，举报即使存在，也只能是法治框架下的一种补充手段，而绝不可能成为社会治理的主流。一旦举报成为社会的主流，成为解决社会问题的主要方式，就恰恰证明，这个社会的法治建设正在倒退——当法律能够成为解决社会矛盾、保障合法权益的主要途径时，群众自然不会依赖举报这种“非正规”渠道；反之，当法治失灵、诉求无门时，举报才会蔚然成风。

换句话说，举报本质上带有鲜明的人治社会特征。它依赖于“上级监督”“群众监督”的随机性，而非“法治监督”的稳定性和公正性；它注重“举报线索”的偶然性，而非“制度规范”的普遍性。当法治不能成为解决社会问题的核心手段，当群众的合法诉求无法通过法律途径得到有效解决时，举报就会成为群众的“无奈选择”，最终异化为社会治理的“饮鸩止渴”。

破解举报制度的困局，根本不在于“禁止举报”或“鼓励举报”，而在于重构举报制度的价值坐标，实现从“工具化控制”到“法治化监督”的转变。唯有将举报行为全面纳入法治框架，筑牢程序正义的防线，规范举报流程、明确责任边界、强化权利保障，才能让举报制度回归其“监督为民、维护正义”的初衷，既发挥其正向监督作用，又防范其异化风险，让举报真正成为现代社会治理的“助力器”，而非“绊脚石”。

（作者系资深媒体人，新闻时评人，中国法治化营商环境大讲堂副秘书长，神州普法网总编。）