“利用职务上的便利”的扩张解释与滥用风险

  本文聚焦《办理贪污贿赂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（二）》第十四条，对“利用职务上的便利”扩张认定规则作深度思辨解读。本条突破传统仅以直接上下级、主管分管关系认定隶属制约的形式化标准，放宽认定尺度，引入单位性质、职能配置、制度安排、政策影响、实践惯例等综合判断依据，立足反腐治理现实，有效破解隐性权力腐败追责难、司法认定僵化、同案不同判突出等实务痛点，具有严密刑事法网的现实价值。

    2026年5月1日施行的《办理贪污贿赂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（二）》第十四条，对受贿罪核心构成要件“利用职务上的便利”作出重大调整。本条突破传统认知，不再将职务隶属、制约关系局限于直接上下级、书面主管分管关系，确立以实质权力管控关系为核心的综合认定标准，通过扩容认定维度、放宽适用口径、软化形式门槛，有效破解了长期以来职务便利认定固化、隐性腐败难以追责的司法难题。

    新规立足职务犯罪治理现实，坚持实质解释理念，规则修订的必要性、合理性毋庸置疑。但必须清醒认知：本条采用开放式、多元化、经验化的综合认定体系，无刚性边界、无量化标准、自由裁量空间极大。规则放宽的同时，也滋生了司法滥用、认定泛化、尺度失准的重大实务风险。若司法适用缺乏克制与边界约束，极易出现弱关联强认定、人情权力制度化、纪法边界模糊化的乱象，最终导致刑事打击面不当扩大、罪名适用错位、正常履职行为被不当刑事追责。唯有精准把握规则本意、严守实质认定边界、杜绝机械扩张适用，方能实现从严反腐与公正司法的有机平衡。

    一、条文溯源与规则修订核心内涵

    第十四条 国家工作人员通过职务上有隶属、制约关系的其他国家工作人员为请托人谋取利益，应当认定为“利用职务上的便利”。职务上的隶属、制约关系，不限于主管关系，也不限于直接上下级关系，应当结合国家工作人员任职单位的性质、职能、所任职务以及法律规定、制度安排、政策影响、实践惯例等具体认定。

    传统司法实践中，对受贿罪“利用职务上的便利”的认定，长期固守形式层级标准，严格限定为书面任命、直接分管、上下级行政隶属、法定主管制约关系。对于间接管控、条线督导、业务监管、政策约束等无直接行政名分的实质权力关联，普遍保守认定，大多归入斡旋受贿评价甚至直接出罪。

    本次新规在坚守构成要件底线的基础上，适度放宽客观认定标准、拓展实质评价维度。不再唯形式层级、书面关系论，允许结合制度设计、岗位职能、政策约束、行业惯例综合判断实质制约效力，从形式审查走向实质审查，降低了隐性权力腐败的入罪门槛，填补了传统司法的治理漏洞。

    二、旧规的适用困境与修规的必要性、正当性

    长期以来，形式化的职务便利认定标准，导致司法实践存在明显短板，难以适配新时代权力运行模式与腐败隐蔽化特征。

其一，形式标准僵化，纵容规避型腐败。大量公职人员刻意规避直接主管、分管身份，依托同系统条线管控、业务督导、资金项目监管、行业考核等隐性权力影响力谋私贪腐。因无直接上下级名分，传统司法不敢认定职务便利，导致大量实质权钱交易只能降格评价，腐败分子借助规则漏洞轻松规避重刑追责。

    其二，裁判尺度撕裂，同案不同判突出。针对间接制约、业务管控、跨层级条线影响的同类行为，各地裁判理念不一：部分法院坚持实质权力标准认定普通受贿，部分法院固守形式层级标准认定斡旋受贿，司法尺度混乱，严重损害法治统一。

    其三，无法适配新型权力运行形态。当前公职权力更多体现为柔性管控、政策约束、考核督导、资质监管、资源分配等隐性权力，并非全部体现为刚性行政上下级管理。传统形式化认定规则脱离行政运行实际，导致大量新型、隐性、间接性权力腐败游离于刑事严惩体系之外，反腐法网存在明显短板。

    基于上述司法顽疾，第十四条通过放宽认定口径、扩容评价维度、确立实质判断规则，精准回应司法实践痛点，有效严密反腐刑事法网，规则修订具备充分的现实必要性与治理正当性，同时也契合受贿罪的立法本质与刑法基本原则。

    受贿罪保护的核心法益，是国家公权力的不可收买性与职务行为的廉洁性，而非公职人员之间形式上的行政层级关系。判断是否属于“利用职务上的便利”，核心在于行为人是否拥有能够干预、支配、制约、影响其他公职人员职务行为的实质公权力，而非是否具备书面分管、直接上下级的形式身份。

    只要基于法定职能、制度安排、政策设计、岗位权责形成稳定的职务制约、管控、督导关系，能够实质左右他人履职行为，其权力属性、危害本质与直接主管隶属关系并无二致，理应归入普通受贿的职务便利范畴。

    同时，新规有效厘清了普通受贿与斡旋受贿的核心边界：有实质职务隶属、制约、管控关系的，属于普通受贿；仅为一般工作联系、人情影响力、无制度性强制约束的，属于斡旋受贿。通过实质标准统一两类罪名的区分逻辑，终结长期以来的定性争议，完善了职务犯罪罪名体系的逻辑闭环。

    三、新规可能的滥用场景与错判风险

    规则放宽与开放认定，在补齐司法短板的同时，也带来了极大的裁量滥用空间。本条规则弹性大、边界模糊，是最易被扩大适用、滋生机械司法、造成定性错误的条款，实务滥用集中体现为四类典型乱象。

一是弱业务关联泛化为职务制约关系。将普通业务往来、工作协调、例行指导等中性公务关联，脱离法定职权，仅凭同系统、跨部门微弱业务交集，套用政策影响、实践惯例推定职务制约，把一般工作联系强行升格为普通受贿便利条件。

    二是个人人情影响力等同于制度化职务制约。把职级资历、个人威望、圈子人脉、老领导面子等私人影响力，借开放式条款包装为职务制约，混淆公权力履职与私人社交的本质边界。

    三是柔性督导关系拔高为刚性制约关系。将业务指导、例行检查、年度通报等无强制约束力的柔性管理，简单等同于人事、资金、审批层面的刚性管控，不当抬高认定标准。

    四是链条式间接影响无限推定。采用层层传导、跨层推定方式，无限延伸制约关系链条，无视权力层级独立性，人为扩大职务便利适用范围。

    由此引发四类司法错误：罪名适用错位、量刑畸重；正常履职行为被刑事化，滋生履职寒蝉效应；纪法边界塌陷，出现以刑代纪；各地尺度不一，同案不同判加剧，损害司法公信力。

    四、规则扩张与依法行政的内在矛盾

    站在全面依法治国、建设法治政府的高度审视，本条虽出于堵漏治腐的治理刚需，但其以惯例代制度、以影响代职权、以观感代法定的扩张逻辑，与依法行政底层原则存在内在张力。

    首先，与职权法定原则相悖。依法行政坚守法无授权不可为，公职权力边界由法律、法规、三定方案明文划定，不应依靠官场惯例、系统人情、圈层威望事后推定。新规实质上把非法定的隐性影响力，纳入刑法职务便利评价，突破了权力法定基本底线。

    其次，破坏行政权力边界的确定性与可预期性。法治要求公权力规则清晰、后果可预判，而本条开放式标准让职务便利边界变得模糊主观，公职人员无法稳定预期正常履职行为的法律风险，违背法治明确性、可预期性基本要求。

    再次，变相认可固化官场人情潜规则。依法行政旨在祛人情、立规则、破圈层，而扩张认定规则，在司法层面默认职级面子、系统气场具有公权力效力，反而固化人情政治、隐性权势，与法治去人情化方向背道而驰。

    最后，存在治理功利压倒法治原则的倾向。短期看放宽标准利于反腐办案；长期看会弱化职权法定、规则至上、司法谦抑的法治根基，为行政权力随意扩张、刑事追责泛化留下制度缺口。

    五、结语

    《办理贪污贿赂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（二）》第十四条，是职务犯罪认定从形式正义走向实质正义的重要探索，有效破解了传统司法僵化、隐性腐败追责难的现实困境，反腐治理价值突出。

    但必须深刻看到，本条开放式、扩张式、经验化的认定逻辑，自带法治短板与滥用风险。在严密反腐法网的同时，也滋生弱关联泛化、人情权力混同、纪法边界失守、与行政法治相悖等深层问题。

    司法适用绝不能一味追求从严打击、放任规则扩张。唯有坚持以法定职权为根本、刚性制度为依据、实质管控为标准、谦抑审慎为底线，严格限缩开放式要件适用空间，区分法定权力与人情影响、刚性制约与柔性关联、履职容错与权力腐败，才能既发挥新规堵漏治腐的制度功能，又守住依法行政、罪刑法定、人权保障的法治底线。

    在从严治理与法治原则、实质正义与形式正义、反腐刚需与权力克制之间找准平衡，才是本条新规在法治中国建设背景下稳健适用的应有路径。

（来源：微信公众号“民企畅想曲”）